榜样和教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很重要的两项。榜样具有示范作用，但要最高统治者首先做起来。譬如尊重生命，很多人讲不杀生，因此提倡放生，但不能要求百姓都这样做，只要统治者不无故杀生，就是最好的爱惜物命的榜样。教化是自上而下的，是上层对下层的教育和引导。但不能要求下层人民不犯错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需要耐心的教育和引导。二者相互配合才会有好的效果，不然，只会流于形式。榜样和教化是儒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两种教育方式，做榜样的是上层，被教化的是下层，二者配合，形成对全社会的引导和教育。当然，这只是理想的设计，在现实中往往相反，榜样多是下层人士，教化来自上层，由于失去了榜样的力量，教化流于形式，没有对现实真实有效的影响力，渐渐变得僵化，变得虚伪化。自古以来的事实，都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，但实际上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，原因就在于在上者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，只要求民众接受教化，当然少有思想价值和影响的力量。

第二五则

大丈夫处事，论是非，不论祸福；士君子立言]，贵平正]，尤贵精详]。

]士君子：旧指有节操、有学问的人。立言：著书立说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

]平正：公正，不偏颇。

]精详：精细周详。

大丈夫处理事情的时候，讲求是非曲直，而不管是祸是福；士君子著书立说的过程，重视端正公平，尤其崇尚精细周详。

【评析】

古代讲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立德是最高境界，一般人很难做到，后二者才有较高的实践性。立功的第一步是处事，中国人最讲究处事之道，但多数情况下带有乡愿的味道，唯求混迹世俗，没有原则，没有主张。这一则中讲原则，即一切从是非曲直出发，不管其中隐伏着的祸福。这需要有信仰的力量支撑，唯其如此，才可称大丈夫。这一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充满的豪杰意识和平正广大精神，在现实面前，要有勇于面对、敢于承担的精神，不惧祸福，唯论是非。正是这样的牺牲精神造就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豪杰意识，历史也从不乏敢于牺牲和抗争的士人，在黑暗的历史中透出一丝光明的希望。立言则要慎重，立言是造福当代、传之后世的伟大事业，不是情绪的发泄，故应当保持一种平正的态度，表述要全面精详，才会有说服力。当然，也会有走偏锋的时候，但这不是中国思想的精要所在。任何脱离平正的偏执之举其实都是思想不成熟的结果。思想是伟大的，需要对现实更对历史负责，因为思想才是影响中国历史的真正力量。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，或思想僵化，或思想工具化，或沦于虚伪，自然不能对现实有真正的作用。

第二六则

求科名之心者]，未必有琴书之乐；讲性命之学者]，不可无经济之才]。

]科名：原指科举的名目。本文指科举考中取得的功名。

]性命之学：即讲究生命形而上境界的学问。

]经济：经国济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