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，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，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，而为何明智，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。他争的那些权力，表面看是为自己，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。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，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。做领导的，什么领导力、执行力、吸引力都不重要，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。做到这点，人心就尽在掌握。

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，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。咸丰气冲斗牛，对谋臣们说：“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，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。他是不想活了？！”

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，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，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。

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：“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，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！”

咸丰狐疑起来，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：“胡林翼占有武昌，居高屋建瓴之势，水陆师已直捣九江。长江下游方面，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，打得是有声有色。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，又听说长毛内乱，势力大衰，攻克南京，指日可待，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？！”

咸丰大喜：“来呀，传旨，皇恩浩荡，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。”咸丰几乎乐不可支，说，“另外，再传圣旨，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，气死曾国藩。”

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，果然气得呆若木鸡。经过几天的调理，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。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要脱胎换骨！

重塑金身

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：我到处碰壁，非是心外壁垒森严，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。也就是说，沦落到这步田地，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，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。

那么，都有哪些弱点呢？

曾国藩总结为两条。第一条，缺少“谦”的美德。早在京城时，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。然而徒劳无益，傲慢就在他骨子里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，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，再度萌发。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，却非常自负，认为自己本领奇绝。奇绝在哪里呢？他自称能伸能屈，可行可藏，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，而见不到自己不是。

他说，我曾绝望过两次，自杀了两次，活过来后，立即就精神百倍，这就是能屈能伸。我初办团练，有人讥讽我，用各种方法对付我，我忍辱负重，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——湘军，这也是能屈能伸。他又说，我先是攻克武昌，皇上没有赏我，我也没有抱怨（扯淡）；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，皇上也没有赏我，我更无抱怨（更扯）；现在，我被皇上扔在家里，我平静如水（太扯了），这就是可行可藏。

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“无可无不可”的延伸，孔子曾说过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孔子可真够伶俐的，你用我我就出山，不用我我就藏起来。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（有道）这个平台后，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，天下一乱，大事不妙，赶紧躲起来。

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心怀天下，似乎还做不到“可行可藏”。但是，经过反思后，他意识到，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，有上坡必有下坡，这是朴素辩证法。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，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。归根结底，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，尤其是不能傲慢。曾国藩说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大变身，常见得自己不是，常见得别人的优点。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！

第二条，必须要圆滑。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，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，是因为他不懂官场。他性子太直，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，不合群是官场大忌。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，在这个场子里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，绝不可以致良知，谁致谁死。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，人格分裂，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。

北宋末期，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。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，就没有给他。有人问蔡京，为何不给他官。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：既要做好人，又要做高官，世上没有这回事！

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，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，最终，他失败了。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，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、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，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。原因就在于，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，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，他还有良知，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。所谓知行合一，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。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人前一套人后一套。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。

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，对人无限感慨地说：“我往年在外，与官场落落不合，几至到处荆棘。后来改弦易辙，稍觉相安。”也就是说，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。只要会做官，官官相护之下，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，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。

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、凤凰涅槃、雄鹰砸啄时，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、凤凰和雄鹰的苦楚？

重生之后是光辉，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。